影响3000年娼妓业进程的3个男人

影响3000年娼妓业进程的3个男人 娼妓业是个比较特殊的行业,有着上千年的历史,在中国古代,娼妓制度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,妓女多的地方,往往被男人视为繁华之都,锦绣之地,温柔之乡。在中国历史上,对娼妓业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有三个男人。

  娼妓业,被称为一种妇女从事的“特种”行业,男人们蔑称妓女为“鸡”,妓:左为女,右从支,在男人眼里,女人本来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,但有一部分人出于不得已的理由青楼为妓,万人为夫,进入娼妓业,也算是妇女中的一个另类,一个分支吧。》》宋朝上万男人取女名当娼妓

  其实在母系氏族社会,女人都是万人为夫的,儿女“只知其母,不知其父”就是证明。只是那时候妇女当家作主,性的主动权也取决于女人,男人倒成了女人性的工具。到了父系氏族社会,男女地位发生巨大变化,性的决定权转而取决于男人,女人就成了男人性发泄的工具,被蔑称为“妓”。据说三皇五帝时就有妓女,最早的妓女叫洪涯妓。但在男人为主流的阶级社会里,妓女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男人,在中国历史上,对娼妓业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也是三个男人:


娼妓业的祖师爷、娼妓神——管仲

  第一个男人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。

  他被称作娼妓业的祖师爷、娼妓神、妓女的保护神、性产业化的鼻祖、中国设立“红灯区”第一人等,原因就在于他在齐国首次设立了“国家大妓院”,这是世界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,在此之前,妓女一般以女奴的身份出现,在贵族地主家里陪吃,陪唱,陪睡,虽类似于现在起“三陪”作用的“二奶”、“三奶”、“N奶”,但身份地位卑下,称为“家妓”;君主的家里女奴更多,这是“官妓”,至于在街头营业的有组织的妓院则还没有。管仲的国家大妓院称为“女市”,里面的国家工作人员称为“女闾”,管仲在繁华的都城临淄试点开了七家官办的“女市”,其中每一市有“女闾”一百人,共七百人。管仲的国家大妓院起到了五方面的作用: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,管仲置女市收男子的钱入国库,即后世所谓“花粉税”、“花粉捐”,增加了国家收入;二是解决了大量女奴隶的就业问题;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;四是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;五是进一步规范了娱乐业的发展。齐国之所以能够富国强兵,成为春秋五霸之首,国家大妓院的建立功不可没。既然妓女正规化、娼妓业合法化有这么多的好处,当时各国就纷纷效仿。妓女们第一次受法律保护,能够正当营业,也非常感谢管仲给她们提供的便利条件,所以称之为娼妓神也就不为之奇了,这个习惯一直影响了中国娼妓业近三千年。
 第二个男人是宋朝著名的大词人柳永。

  他被妓女们称做“花间皇帝”,受妓女们的拥护和爱戴,上妓院不花钱也能寻欢作乐者,柳永是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的,其原因就在于他的“词”好。妓女由纯卖“肉”到既卖“肉”又卖“艺”,柳永虽不是始做诵者,但一定是把妓女由纯操皮肉生涯的行尸走肉变成“高级妓女”、“艺术妓女”的导师,宋代自柳永以后,娼妓业发展到了顶峰,以至于惊动了最高统治者皇帝:宋仁宗喜欢柳词,曾对柳永下旨:且去填词。于是柳永成为青楼专业的词作者,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;宋徽宗后宫佳丽三千,却独被妓女李师师的风韵迷倒,原因并不在于李师师比后宫的佳丽更漂亮,而是她的“艺术”气质高于常人。柳永活着的时候,宋朝各大名城的歌女舞妓无一不是他的“粉丝”,“兰舟催发,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”、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传遍神州大地。以至于“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”,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空前的欢迎,有人供他吃喝玩乐,填的词妓女乐师还会有“稿费”给他。柳永死的时候,卞京城的妓女们出钱为他大出殡,这是怎样的场面啊,全城的妓女停业为他送葬,花枝招展,哭声震天,数里可闻。就是皇帝驾崩,亲娘老子死了,也不会有这么宏大的场面。以后的每年清明节卞京城的妓女都要去给柳永扫墓,俗称“吊柳七”,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。所谓做一行精一行,行行出状元,做了妓女,在无奈中也是有追求的。那就是做全中国最出色的妓女,俗称“花魁”。“花魁”单靠脸蛋漂亮是不行的,需要的是内在的气质,是柳永给了妓女们“苦中的尊严”。
第三个男人是伟大领袖毛泽东。
  这个一心把穷人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活观音,对妓女的命运也是深表同情的。妓女中有因家庭条件贫困而自卖青楼的,有被土豪恶霸逼良为娼的,当然也有贪图享受不愿劳动而把卖淫当作致富手段的另类。新中国建立初期,毛泽东微服私访,曾亲眼看到一个老鸨追打妓女,他怒不可遏,当即命令卫士制止了老鸨的无耻行为,“谁家没有妻子姐妹,任尔等肆意胡为”,毛泽东决定消除这一社会毒瘤,下达了“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,黑道横行,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”的命令。一夜之间,北京城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,随之展开全国性的解放妓女运动。不管妓女们愿意不愿意,不管嫖客们笑与哭,毛泽东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根除了风行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妓女现象。当有外国记者问时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“中国有没有妓女”时,周总理幽默地说:“有,在中国的台湾省”。
  根据“有需要就是合理的”的这一理论,莫非妓女命不该绝?在台湾,妓女团体更是游行示威,呼吁让性工作合法,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她们的理由是“底层人民活不起、病不起、养不起、读不起、老不起,有很多底层妇女是靠着性工作勉强撑持家计的”。看来,是社会“不平等”造就了妓女,单单靠行政命令无法根除这一社会毒瘤,对妓女这一“洪水猛兽”,是大禹王的“疏”、还是禹王父的“堵”……社会期待着第“四”个影响妓女生存的男人!